碾遍荒野，归来依旧很少年（一）
“无兄弟，不越野”——这句口号我头一回在“越野E族”论坛上看到，已经是17年前的事儿了。但越野车在我心里种下的草，少说也有30年了。 跟现在上百种SUV拼颜值不一样，八九十年代那会儿，国内能见到的越野车，基本就那几款“硬汉”：三菱帕杰罗、日产途乐、日产帕拉丁、丰田陆地巡洋舰、霸道、JEEP切诺基，外加一些五十铃之类的日美系老炮。 小时候，我们大院有位动手能力逆天的大叔，开着一台北汽合资的、至少转过9手的JEEP切诺基，经常“轰隆隆”冒着黑烟从我身边呼啸而过。那发动机嘶吼得像是要原地肢解，却听得我热血沸腾，看得我心潮澎湃。
每年暑假，大叔就开始对他的老伙计进行“年度大保健”，拆拆卸卸，烂糟零件铺一地。然后，他就和老伙计一起消失俩月，大概是去征服世界了。
他人缘应该不错，总有一帮同事邻居围着他，钻车底、递扳手、敲敲打打。那会儿我还在上小学，这就是我对越野车最早的记忆。
90年代末，三菱帕杰罗渐渐成了机关单位的标配。我爸单位也有一台军绿色的，我至今还清楚记得车尾腰线上那个V6 3000的标记。
“这三菱吉普真带劲。”我爸那辈人，管所有越野车都叫“吉普”。他不懂车，到现在也不会开车。那时候，车是奢侈品，普通家庭根本不敢想。每次校长换了新车，都能成为单位男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“劲儿大、费油、底盘高、安全……”我爸和围着石桌打牌的叔叔们，给帕杰罗贴满了各种听起来很牛的标签。
我爸看着校长的帕杰罗扬长而去的那眼神，我至今难忘，仿佛无数次在给我说：这车真牛逼，只有副部级校长才配坐。后来，校长的车从帕杰罗换成霸道，又换成陆地巡洋舰，车越来越好，但始终没有三菱帕杰罗给我印象深刻。
不过，大家渐渐不再讨论他的车了。中国加入WTO之后，经济起飞，大院里的私家车越来越多，有些副业搞得风生水起的叔叔伯伯，座驾比校长的还豪。
2005年，我这个稳坐教室最后一排，寒窗苦读十余年的学渣终于涅槃重生，有幸走进陕北山旮旯里的红色学府——延安大学。毕竟从小在大学校园里混大，我对那些刀子嘴豆腐心的老师们有种天然的亲近感，也深谙如何在作死边缘疯狂试探。延大校风严谨，冬天早晨零下二十度是常态，是对早起学子无情的问候。
但比天气更操蛋的是，每天早上7：30，雷打不动的操场集合，成了学渣们挥之不去的噩梦。据说这光荣革命传统从建校保留至今，想到现在的00后也在老区的关怀下晚上强制熄灯，早晨叫醒起来尿尿，甚感欣慰。
寒风刺骨的日子里，教学楼外的冬青树上铺满了课本，一群冻成孙子的学生缩着脖子、哈着白气、搓着手，默默苦读。开学第一天，我看着他们，心里默默飘过一句“傻逼”。然后我做出了大学4年最重要的决定：绝不与他们为伍！
我笃信，只要每周请一次假，平时和班长勾兑勾兑，挨骂了再去几次装装样子，真真假假、虚虚实实，就绝不可能成为被通报的典型。
然而，现实很打脸。每年的旷操通报名单上，我总是名列前茅，累计次数离处分只差一丢丢。
大学那几年，买车成了中国家庭奔小康的标志。熄灯后，室友们经常八卦哪个老师买了大众，哪个老师提了丰田、雪佛兰。延大师生关系很近，学生们大多坐过文学院老师的车，也因此诞生了不少关于车的外观、性能，以及老师开车风格的经典段子。
我们7419宿舍有位全院闻名的江西老表，瘦得像板鸭，身高一米六八，但能原地起跳直接蹦上二层上铺，搞得架子床地动山摇。大学四年，他和下铺干过4次，和新生干过1次，和斜对面宿舍干过1次，场场自己见红，但越挫越勇。也是这位反骨仔，曾经叼着五块钱一包的红梅，一屁股坐上辅导员的黑色雪佛兰引擎盖压出个坑，朝路过的女同学挥手，最后还把烟头摁熄在引擎盖上，跳下车离去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
每次他犯事，我们都觉得：这回搞不好要卷铺盖滚蛋了吧？可这货命是真硬，遇到个刀子嘴豆腐心的良心辅导员，一次次把他从派出所捞出来，歇斯底里教育一顿之后，再吼一句：滚滚滚！
毕业十多年，每次同学聚会，老表的故事都是必聊经典。顺便说一句，这哥们毕业后考研，拿了西北大学笔试第一。从学渣到学霸，只用了一年。
除了那台黑色雪佛兰，影视编导常老师的丰田卡罗拉是我们新闻05班坐得最多的车。同学们提起它和它的主人，都充满感情。毕业多年后，我曾遭遇人生低谷，老师叫我回母校静静心，也是这辆陕J58055的丰田卡罗拉，载着我上延安山顶看云卷云舒。
扯远了。之所以絮叨这么多大学时光，是因为我真心欣赏这所学校的学风、老师的品格，和学生那股能吃苦的劲儿。尽管当年一度抗拒，但它们早已深植在我的记忆里。
大学四年，校园里越野车不多见。但延安市区，各种豪华硬派越野车遍地跑，尤其是贴着在车腰4500标识的丰田陆地巡洋舰，格外抢眼。那会儿，这近百万的豪车离我还很遥远，但心底那颗关于三菱帕杰罗的种子，随着毕业临近，正在悄悄发芽。
2008年，我参加了几场名企校招，简历不出意外的全部石沉大海。本着学习江西老表屡败屡战的精神，我又一次穿得人模狗样，去了浙江事业单位在西安的校招专场。至今记得报社陈总编问的其中一个问题：
“你一个西安城市娃，愿意来我们嘉兴这种三线小城工作？”
“好男儿志在四方，从小课本里都是鲁迅的文章，我很喜欢人文浙江。”
当时我这逼装得淡定从容，配合一身笔挺的廉价伟志西装，以及一条尴尬的从衣襟窜出来的粉红领带。这波逼装的没有100分，至少也及格了。最终，我从几千份简历中脱颖而出，拿到了梦寐以求的记者岗位。
后来据陈总回忆，那次西安校招就两个男孩穿了西装：一个打了条很村的粉红领带，一个系了条拧巴的蓝领带。
这凑一起，红陪蓝，狗的嫌的组合，后来合租到一起，成了至今无话不说的好兄弟。他多次用一句话总结我们的成功面试：“论装逼，你们西安人仅次于北京人！”
揣着新闻理想，我奔赴浙江。那段日子是我最快乐幸福的单身时光，也让我结识了我人生第一台车的前任车主，一位开着三菱帕杰罗的摄影记者。
（未完待续，眼睛看屏幕看晕了，歇会儿再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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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菱家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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